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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邓小平支持的实践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学说仍将"实践"设定为标准，但由于中国改革时代的实践有其自发性、非计划性、多中心性，随处可见实践的"非预期效果"，因此实践论的主张作为中国改革的基本认识论前提，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反定型化结构的味道。

即便在诸多监督步骤缺乏时效的规制下，从提起到常委会会议决定，以最快的时间起算，大概也需要6个月零16天。其实，法律监督与宪法监督并行不悖，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如果只与法律相抵触，就由法律监督主体实施监督，但如果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相抵触，亦应由宪法监督主体实施宪法监督，不能将宪法监督与法律监督混同，更不得只将与宪法相抵触的部委行政规章、某些地方性法规、地方行政规章作为法律监督之客体。

（5）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决定。备案审查就是为了防止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一种事后审查。（四）程序设定的合理性从目前宪法监督程序设定程式与步骤看，其合理性值得怀疑，主要表现在：一是程序设定步骤过于复杂、严格，不利于宪法监督的实施。由于缺乏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法进行宪法监督活动。然而，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与宪法权威树立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故有必要从程序设定的监督主体、程序设定的场景与提起主体、程序监督的客体及其合理性等方面审思程序失效之因，并提出改革的新路径。

第四步，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上述各个宪法监督主体及其权限的实施是由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予以具体设定的。及至五四宪法，其序言就已写上了我国人民……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十二大党章不再像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那样自我授权党在国上。现在修改宪法把以上的条款修改了，……在文章中，他说宪草避免了把党写成一个国家机构的毛病：在修改宪法时，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参照1954年宪法的作法，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其实，党在法上，并非文革中才出现的新鲜事。

（一）1949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宪法的关系，从中共党章的角度来看，大致有三种形式：只规定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法律。……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法律……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九大党章要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些规定，既改变了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这样党政不分的情况……制宪者已经意识到了，宪法权威的维护，关键在于要党在法下。所谓党在法下，就是相对于任何政党，宪法具有无上的权威，任何政党都必须守法，绝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任何政党违反宪法或法律，都必须担责，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比如，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上的讲话提纲中，有这么一段：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只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依照五四宪法，宪法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不涵盖宪法。1979年9月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带头遵守法律，而且是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个党员，都必须一体遵行。

若是一切因袭旧的，以为即使反动的法律总比没有法律好，那何必要革命呢？于是，在旧法已废新法奇缺的现状里，即使真想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也没多少法律可供遵守。三是离不开选举制度、人大代表大会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以期在制度上能够追究政党及其成员违反宪法或法律的政治责任。

大家有警惕性是好的，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实际上跟人民主权原则相背离。

10月19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公安部门又是党委的。这些表述，不仅确立党在法下原则，而且还将护宪规定为一项政党义务，一项不容推卸的职责。这一点，是党在法下原则的极为紧要之处，也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也没有提到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政党遵守宪法和法律，而只是说：宪法是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而从抗战以来，到制定五四宪法，再到八大党章通过之际，中国共产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比如法学家杨兆龙1957年5月9日在《新闻日报》上发表的《我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还不颁布》，就成了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其序言说，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次年5月，他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称，这次镇反运动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指挥下。（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第二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

五四年宪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党化色彩之浓，以至于把中国共产党也写成了国家机构——这等于是通过宪法对一个政党做出了永久性的执政授权，在中国的所有成文宪法中，这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宪法史上也属罕见。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毛泽东则称，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而能不能真正落实党在法下原则，是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

修改草案采用了前一种形式，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而不是写在具体条文里，这样做，可以避免把党写成一个国家机构，避免前两个宪法出现过的毛病。更有甚者，1958年12月20日，党的中央政法小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里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代表提出，光讲宪法必须遵守还不行，还得写上对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之前，中共十二大报告就说：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自1956年以来的历部中共党章，都有党员要交纳党费的规定。

这块基石的奠立，从其过程来看，是中国共产党的共识，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共识，是全民讨论后的共识，也是三千余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共识——因为表决通过八二宪法时，发出的3040张表决票里，只有3张弃权票，无一人投反对票。1981年3月7日，彭真说：党的意见经过最高权力机关审议通过，变为国家的法律、决定。这是从政党性质上确认了党在法下现实中，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影响力，但从宪法和法律角度来说，它们都是民间组织，而非国家机构。一是提出了党员在法下。

相反却自我授权党在国上。（三）八二宪法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改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

因为政党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责任及其追究，和党员个人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责任及其追究，有关联但不能等同。在1982年第3期《青海社会科学》上，张友渔又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宪草中中共与宪法的关系：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写了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

三是，虽然八大党章称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但是由于国家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制和政治机制，以确保任何中共党员尤其是其领导者违反任何法律都可以追责，因此对于领导者以及执行其指示的一般党员而言，仅仅是一纸弱弱的说法而已。将党在法下作为原则和承诺自五四宪法颁布，至中共十二大闭幕，其间于1956年、1969年、1973年、1977年和1982年通过了五部党章。